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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昕更:把中国历史定格在5000年前

日期: 2019-12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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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后就要被“编排”

从现在往前推100多年,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有个叫拉克伯里的,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,自己努力研究,在1894年出版了一本叫《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》的书。

在这本书里,拉克伯里说了一个故事: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2282年,两河流域有个国王叫Nakhunte,率领巴克族翻越昆仑山,来到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,经过征战兼并,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。

这个Nakhunte又被称NaiHwangti,拉克伯里说他就是轩辕皇帝,而巴克族是“百姓”的转音。这样说起来,中华民族是中国这块大地上的外来户,中华文明是拷贝古巴比伦文明的山寨货。

这种惊世骇俗的“研究”,现在大部分人只会把它当笑话看,但在那个时候,它作为“中国人种西来说”的正宗学术“成果”,居然在世界上有了影响。日本人如获至宝,赶紧把它写进了《支那文明史》里。而当时中国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也支持这种看法。

西方人为什么这么想把中华文明起源往西方扯呢?根据《圣经》记载,上帝创世于公元前4000年。可是中国人老说自己上下5000年,这多出1000年去可怎么算?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就拼命想办法给中国历史“减肥”。

为什么一些中国人也支持这种说法呢?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,如果能跟西方攀上亲戚,也就证明中国人种从根子上是“文明”的了。

可怜啊!

历史从来不只是历史,它也是现实。如果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,把中华文明的源头牢牢钉死在5000年前,我们民族就可能是被哪个西方学者随意“研究”出来的“阿依土鳖”国王的后代,我们民族自信的底气就不够硬。

而做到这一点的,是一个只活了28岁的年轻人。

他不是名人,但他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。他在1936年、1937年那个中华民族最为危难的年代,以一己之力首先发现了良渚文化,把中华文明的起源推至5300年前左右。

他叫施昕更,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。

克服困难,矢志调研

1911年,清王朝已经只剩出气没有进气的时候,施昕更出生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一个小商人家庭。因为家里摊上了官司,到13岁的时候,已经供不起他读书了。校长见他勤奋好学,多次上门劝说,说服其父,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读初中。

施昕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,所以更加努力学习。1926年中学毕业后,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,半工半读。

1929年,浙江省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杭州西湖临时博览会。刚毕业不久的施昕更经人推荐,担任了历史展厅的讲解师,期间,他接触了许多文物和矿物标本,眼界大开。正好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想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,成立永久性的文化机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,而施昕更因为在西博会工作出色,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址矿产组助理干事。

在此后的五六年间,施昕更潜心研究地质学。到了1936年,施昕更参加了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工作,在对出土的石器进行整理时,发现有几样看上去很熟悉,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,跟老家良渚一带盗洞边散落的器物非常相似。

他隐隐觉得,古荡与良渚之间应该有莫大的联系,于是回到良渚两次进行调查。一天,从安溪岳母家回来途经一条沿山小路的时候,他捡到了一块黑色陶片,觉得跟别的陶片不同。第二天再去实地考察,发现这一带散落的陶片极多,分布又呈现明显的小区域,好像有先民居住的痕迹。施昕更继续调查,终于在1936年的11月3日这一天,于一个狭长型的干涸池底,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。后来的研究证明,这几块陶片,就是发现良渚文明的开始。

但施昕更当时还不知道他有了多么重大的发现。他拿着陶片向馆长请教,馆长鼓励他继续发掘,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这样,从1936年年底开始,施昕更在寒冬里以最低的经费,极少的人力独立负责了三次发掘工作。

在那个有政府等于没政府的年代,想做一件这样有开创性质的工作有多难?施昕更的发掘工作在当地引起震动,一些不明就里的农民以为他在盗墓“自肥”,对发掘工作横加阻拦,还有的合伙乘夜私盗,毁坏了不少农田,这些都被算在施昕更头上。

首次发掘有所收获之后,良渚的黑陶在杭州古玩市场上卖价飙升十倍,古玩商人唆使村民挖掘出售,盗墓之风更加盛行,施昕更本来计划做长期研究,考虑到局面已经无法控制,只能赶紧做了抢救性发掘。

这三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,施昕更于是给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写信,在梁的鼓励下,将发掘所获进行整理。施昕更没有经过科班训练,没有专业考古知识,就凭着一股劲,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,从室内整理、撰写报告到绘制图幅,差不多全由他一个人来做。

经过半年时间,报告完成,主题为良渚,副题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

然而正准备交付印厂付印的时候,国难来了。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。仅仅1个半月时间,浙江1市17县大片土地尽丧敌手。

国难当前,哪还有文化人容身的地方,日军登陆杭州湾后,博物馆内迁浙南,杭州沦陷,《良渚》付印中断,原稿中有部分内容丢失,施昕更边走边对报告内容进行补充、撰写、整理,几经周折,终于在1938年付印问世。

报告一经发表,立即引发学界关注。而此时的施昕更已在馆长推荐下,投笔从戎,到温州瑞安县担任抗日自卫会秘书。不幸因工作辛苦、积劳成疾,于19394月患病入院,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,溘然长逝,年仅28岁。

同样令人痛心的是,施昕更费劲辛苦发现的许多文物或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,或在辗转过程中散落遗失了。

把中华文明的火种守护好

翻开施昕更的《良渚》,我们会发现,这不仅仅是一篇专业的考古学报告,还蕴含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,他何以对良渚倾注心血的原因,以及他的心志。

他问了一个问题:“我们上古的祖先,坚忍地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,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,我们今日追溯过去,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?

他认为,自己要通过发掘和研究古迹这种方式,宣扬古代文化,来“健全民族的意识,而发生爱护乡土的观念”,激励更多的人将中国文化“发扬而光大之”。

而探究的方法,不是扎到故纸堆里去,而是走向实践探索,因为“当此世界学术潮流,一日千里,‘落伍者’,耻辱名词也。欲洗刷之,则形式皮毛不为功,空口大言不奏效(所谓学术救国等),非至实际之阵线努力不可”

因为日寇在沦陷区大肆推行奴化教育,宣扬“同文同种”“中日提携”,因此施昕更抱定的决心是“除了军事上的战争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都要进行战争”。

在很大程度上,施昕更把他深沉的愿望,寄托在这份报告上,最后的署名,特意标注于他参与抗日的瑞安县,他写道:“这份报告,跟随作者同样的命运,经历了许多困苦的历程……不过科学工作人员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,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

在报告序言的最后,施昕更希望,有一天等到第二次良渚发掘的时候,也能在“在焦土瓦堆中,找出敌人暴行的证据,同胞血和泪的遗体,供世界正义的批判”

可惜,他既没有看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,也没有看到他的研究光大的那一天。

但他的研究在战火中活了下来。

1959年,夏鼐先生依照按发现地点命名的考古惯例,正式提出“良渚文化”。

1973年,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掘,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、玉钺、玉璧等玉礼器,将长期被视为“周汉古玉”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。玉琮象征神权、玉钺象征军权、玉璧象征王权,这说明良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礼制文化,不是蛮荒的史前文明,是文明的社会。

在此基础上,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、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,瑶山、汇观山祭坛与墓地,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,塘山“土垣”等大型遗址,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。

2007年,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。这个大发现标志着良渚文明的确立。

2019年7月6日,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。

这是属于历史的蝴蝶效应吧,谁能想到,一个小小博物馆助理在干涸池底的努力,70年后震荡出这样的声响。

(摘自微信公众号补壹刀”,有删改)

思辨:在《良渚》报告的序言里,施昕更写道:“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,历史明明告诉我们,正因为有渊源悠久、博大坚强的文化,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,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,不使毁损厘毫,才可以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。”只有守护好、发扬光大中华文明,我们才有足够的民族自信。

立意:①落后就要挨打。②历史不是历史,也是现实。③构建文化自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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