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的教育，辜负了这些“珍贵的年轻人”

贾小凡

第一印象：追问真相和公正的学生

这几天，一封来自北大学生的公开信传播甚广—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学生岳昕在网上发布《致北京大学师生的一封公开信》。信中称，因向北京大学递交《信息公开申请表》遭到外国语学院施压，引起网络舆论热议和思考，并受到外媒关注。信中涉及的相关事实还有待确认，北大相关学院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情况说明，表达了“尽一切努力关心爱护学生”“始终尊重每一位同学的基本权利、努力保障每一位同学的合法权益”的态度。

这一事件，和近几个月来陆续发生在高校中的一些热点事件一样，在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如何以恰当方式回应学生诉求。对于这一现象，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发声指出，“学校和学生不是对立关系”，学生工作应当“在真情实意中消解困惑，用对话交流化解矛盾”。

　　在这些事件屡屡发生后，不少人感叹、赞美大学校园里那些“珍贵的年轻人”——他们发现问题，揭露问题，并走在追问真相、追求公正的第一线。

　　这份“珍贵”，和前几年被钱理群提出、被公众广泛讨论的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恰恰相反：他们眼中不只有自己，还有他人遭受的不公与苦痛。最重要的是，能知行合一，将正确的价值观化为实践。

　　尽管这样的实践免不了狠狠碰壁，既碰到不甚友好的态度，又碰到意味深长的同情。但很多只能远观的人忍不住要为他们发出一声赞许。赞许的原动力，就如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所说，“世上唯有两样东西能震撼人心，一是头顶浩瀚的星空，二是我们心中的崇高的道德准则。”

为什么我们的大学里不盛产有担当有责任感的青年

　　最近的高校风波也引发了人们另一个方向上的思考：让这些“为众人抱薪”的年轻人如此稀缺珍贵以至于被歌颂，问题根源出在哪儿？这很容易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的大学里不盛产有担当、有责任感、有主人翁意识的青年？

　　然而，这口大锅，单单高等教育可背不起。我们不妨把时间线往前推，向成人之前的那12年追问——我们的教育，真的有把这样的理想人格视为培养目标吗？

　　形而上的、关于人的品格的教育，我们似乎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念思想品德课本了——尊老爱幼，诚实守信，勤劳勇敢，等等。

　　可是如今回想起来会发现它的隐患所在：这些品德当然是好的，可是它被教授的最有效目的却是用来约束传统价值观框架中的人。我们被教导在家里如何如何，在学校如何如何，在集体中如何如何，但这些只在自己身上起作用。当小孩子发现事情哪里不对，想要质疑大人是否诚实，是否守信，是否正直？对不起，这不是你小孩子该管的事儿。

　　这种品德教育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，是一句“这孩子真听话”——堪称中国小孩小时候在精神层面能获得的最大褒奖。

　　“听话教育”重秩序、重服从的内涵深深渗透在我们受教育的初级阶段。

　　就好比每个人小学都经历过的，上面的领导来听公开课。提问和回答问题是提前安排好的，双手必须时刻保持放在膝盖上。这种按部就班地演一场戏的记忆，和“不出格”是多么重要的概念，留下的烙印比什么都深。

　　秩序并没有错，关键是在这样的教导过程中，“我”的缺失。

　　当我们被进行价值观层面的教育，记忆中鲜少有老师耐心娓娓道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，这样做会给我和他人带来什么。

　　被视为“好”的品格只是理所应当地塞进我们的记忆，我们接受的只有既定框架和结果，鲜少有教育者关心，“我”怎么想，“我”怎么理解。

　　缺乏“我”自觉的追问和探索，超出个人边界的求知欲又被打压，最终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率先建立起的关于“好”的认知，本质还是对更大秩序默认顺从罢了。

　　说到这儿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的一条微博就十分耐人寻味。他认为，一个人的成长有三个阶段，一开始只有“我”，后来看到了“你”，再后来发现还有“他”。

　　这里所说的“他”，或许可以理解为鲁迅所说的，与“我”有关的“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”。

　　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连“我”都没能出生，连自身的行为准则都没有理解透彻而只是被动接受，又如何主动放宽视野去看到本应看不到的“他”？

混乱而平庸的大多数

　　上了中学后，中国孩子为了过高考这根独木桥，受到的教育往往是实用至上的。

　　疲于升学的学生和老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状：要吸纳的只有知识而非观点，脑子要做的只有记忆而非思考；除了考试会考的东西，其余一切都没有资格出现在中国学生的脑海里。

　　为了学习与考试的效率，中国学生在无形中还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：

　　正确答案只有一个，一切解读以权威（老师/参考答案）为准，不要咬文嚼字白费口舌；试卷上只有对与错的两极，没有可以商量的中间地带。

　　这样的教育和评判系统，在现有条件下满足了“筛选”的效率，但同时也年复一年地在与知识和成绩无关的层面上，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：一是倾向于以权威为单一评判标准，并且以成为权威为目标，享受话语权碾压的感觉；二是一种非黑即白、二元对立的撕裂思维根深蒂固，看问题缺乏“磋商”的概念，观点交锋的终极目的就是消灭异己。

　　再加上我们的教育中，通识和逻辑不在考核之列。这些因素叠加起来，直接导致如今这个人声鼎沸的互联网中，许多人偏激无知的观点暴露出自身的缺陷。

　　如今的公共场域中，连一次和平而有效的探讨都变得越来越难，语文试卷上积累起的阅读理解能力，在这里往往并不起作用。明明是一起站在石头面前的鸡蛋，却抓住彼此磕得头破血流。

　　最关键的是，在这些思维的支配下，我们某些脆弱的共识被消磨浪费了多久？

　　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此前新闻中一个叫刘文展的少年。他向教育局举报学校违规收费补课，却差点被学校劝退。

　　比起官僚的嘴脸，那些“谆谆教导”的大人同样让人心寒——他们赞赏着这个孩子的勇气，又惋惜着他的傻气和不合时宜。

　　但是，被嘲笑为“傻”的，总是那些按规章办事、想求个公道的人。而当人们说风凉话时却忘了，他们眼中的风险，本来就是毫无争议的“正确”。

　　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却默认了，连对与错都要给不公正的潜规则让路。

　　这“大多数”，正是我们正统教育流水线上的产物——只需要被打造成符合这个社会利字当头、高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好，切莫节外生枝。

做正常“人”，是个幸运的偶然

　　所以，那些被视为“珍贵”的品质，是能从我们的多年寒窗苦读系统中得来的吗？恐怕很难。

　　而现在年轻人身上闪着的星星之火，很有可能是教育这一路上的反常规者最初埋下的火种。

　　有人有幸拥有开明的父母或祖辈，比起要次次考好成绩，更喜欢教导“你要做一个细腻、有同理心的人”；遇到一个爱扯闲篇、喜欢分享自己所思所想的历史老师，对中学生来说也许就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启发；又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和“他者”真正的遭遇，亲眼目睹了社会上一些怪状，对一个年轻人能造成巨大的冲击。

　　很多人认为教育的本质目的是让我们的心灵扩大边界、增加容量，能感知更大的世界。然而这个任务，往往不是在我们12年的课堂上完成的，怕是更多出于“离经叛道”的偶然。

　　所以，别再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校园很难出现太多“那样”的年轻人，因为从一开始，教育这件事就没抱有这样的目的。

　　这不是哪所中国大学独有的悲哀，更是几代人的迷茫。

　　此时再回想起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所大学，校刊曾在2014年刊发的新年献词，更是让人感慨万千——“我们企盼这所校园能哺育出这样一群学子：现实者不功利，理想者不空谈，仁爱者不软弱，刚直者不偏激。每个人都是尽责的公民，每个人都能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，每个人都能为他人的幸福拓展纵深。”

　　也许，无论现在身为学生与否，做个“人”都是我们将要摸索一生的课题。

（摘自《Vista看天下》，有删改）

【第一点评】

考场点拨：眼底未名水，胸中黄河月。与民族共命运、与时代共进步，一直是北大最值得骄傲、最让人尊重的传统和精神。青年学生是国家民族的未来，善于做精神层面、价值层面的对话，善于做人生观、世界观的引导，才能进一步激荡青春的力量，绽放梦想的荣光。

高分思路：敢于质问的年轻人如此稀缺珍贵以至于被歌颂，问题根源出在哪儿；我们成了混乱而平庸的大多数；请学校多一些耐心、多一些角度、多一些尊重来倾听“年轻的声音”；把时代之难扛到自己的肩上；互联网时代，更加坦荡潇洒的北大；在理解中倾听“年轻的声音”才是推进文明与进步最好的磨合